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与彩塑，如同“墙壁上的博物馆”，它们所展现的服饰风貌跨越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，勾勒出中国服饰演变的清晰脉络。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文化审美的发展轨迹，更是一部记录千年流行时尚的史书。

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、副研究馆员武琼芳在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时，深入探讨了敦煌石窟中保存的服饰图像数量、分类研究方法，以及这些图像如何印证了古丝绸之路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。

敦煌石窟的服饰图像：数量庞大，价值非凡

武琼芳指出，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，保存了一千多年（北朝至宋元）的珍贵服饰图像。这些图像因其人物的多样性、历史的连续性及服饰文化的丰富性，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据估算，仅隋代38年的营建期间，就修建了近100个洞窟，呈现了约2000身供养人的服饰形象。考虑到莫高窟千年的持续营建，其服饰图像的总量将十分可观。这些图像涵盖了世俗人物、僧侣以及融合现实与想象的神祇。

壁画中的经变画、故事画等题材，都描绘了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人物服饰。虽然僧衣变化相对较小，但菩萨、天人等形象的服饰，则是在工匠们基于对当时服饰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想象后创作而成，这为现代服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。

其中，供养人服饰的研究价值尤为突出。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的北凉时期，当时的供养人形象虽小巧简略，但其服饰特点，如窄袖、短上衣、窄腿长裤的袴褶服饰，已显现出广义上的胡服风格。例如，莫高窟第275窟（北凉）就保存了敦煌最早的供养人形象。

敦煌石窟壁画的魅力还在于其对服饰细节的细致描绘。在莫高窟第285窟（西魏）的《五百强盗成佛图》中，被脱下扔在地上的强盗衣物，清晰地展现了衣服的平铺形态，仿佛一张款式图或平面图，为研究服饰结构提供了直观的证据。

服饰图像：见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

武琼芳解释说，古代中国传统服饰以深衣、宽袍大袖为特点。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，来自西域的袴褶服饰逐渐被中原汉人接纳，并融入中华传统礼仪服饰体系。

隋代，东西方交流更加频繁，隋炀帝甚至在张掖举办了“二十七国贸易会”。史料记载，隋代大臣上朝已开始穿着袴褶，这表明其实用性日益受到重视。

敦煌石窟的隋代壁画中，首次出现了穿着联珠纹锦袍的供养人。这种联珠纹织锦据推测源于波斯萨珊王朝（今伊朗地区），在丝绸之路沿线多国有发现。历史文献记载，波斯国王曾进献锦袍给隋文帝，其精美程度促使隋文帝命大臣何稠仿制，并成功制出更胜一筹的锦袍。

到了唐代，源自波斯的联珠纹与本土纺织技术及流行图案相结合，被中原工匠吸收并本土化改良，形成了著名的“陵阳公样”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联珠纹织锦实物，兼具中亚和中原风格，直观展现了当时纺织品的精美和高超的织造技艺。

在女性服饰方面，敦煌壁画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面貌。西域贵族女性会模仿她们认为时尚的服饰。例如，莫高窟第285窟（西魏）一组女供养人图像，虽然她们可能是鲜卑族男性的妻子，却穿着中原汉族女性的交领大袖儒裙，显得飘逸美观。

敦煌服饰的保护、研究与利用

武琼芳表示，当前敦煌服饰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基础层面。首先，需要让公众了解敦煌石窟中保存的古代服饰图像，并对这些图像进行详细研究，明确其所属朝代、穿着者、穿着场合、服饰礼仪规范、具体形制以及所使用的纺织技术等。

近年来，敦煌研究院联合北京服装学院等多家机构成立了“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”，旨在快速、合理地呈现研究成果，让大众了解古时服饰在现代人身上的呈现效果。

例如，在第三届丝绸之路（敦煌）国际文化博览会期间举办的“绝色敦煌之夜”服装秀，就将传统元素与当代设计理念融合，以敦煌壁画中20身典型的世俗供养人画像为参考，采用青绿、土红、土黄、褐黑等主色调，推出了20套艺术复原服饰和80套创新设计服饰。

两年前，敦煌复原服饰展首次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。这25套服装遵循了敦煌石窟壁画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服饰造型，在工艺、面料、色彩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复原。

武琼芳强调，服饰复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，不仅要还原外观，还要重现面料的织造工艺、染色方法，以及服装的制作工艺和穿用礼仪。这项工作需要更多研究者、设计师和敦煌艺术爱好者的参与和推广，以激发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，赋予敦煌服饰艺术新的时代活力。

受访者简介：

武琼芳，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，副研究馆员。她曾于2018-2019年担任东京艺术大学访问学者，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服饰染织史、敦煌石窟美术史，以及文化遗产的活化展示与利用。她参与并承担了7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，并策划研发了《敦煌日历》、《敦煌奇境》多媒体展、《敦煌奇旅》XR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多个基于敦煌石窟的高质量文化创意项目和产品。